管涛：现在人民币汇率是资产价格 是受资本流动驱动

　　对于企业海外投资，相关部门去年11月底，曾经发布了一个答记者问，他们的态度是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依法合规对外投资，参与一带一路，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但是也点出存在一些问题，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等领域出现了非理性的投资，还有非主业投资，还有快进快出的异常行为。对于这些行为相关部门提出要予以调控。

　　今年3月份现任外汇局长也详细列举了中国这些年企业海外投资非正常的现象，而且他特别指出企业海外投资，企业走出去“走得快不等于走得好，走得稳才能走得好”。这也是善意的提醒，为什么当局对于现在企业海外投资进行调控。从“不可能三角“理论来讲，你要实现汇率稳定的目标，你不想动汇率，又不想消耗外汇储备，你肯定要在资本流动上采取措施。从长远来看也需要中国企业有序、理性地对外投资。

　　前面都是官方讲的。有人说，官方讲话都是“屁股指挥脑袋”。最近有市场机构发布报告指出，约60%的交易并没有为中国买家创造实际价值，收益最差的是2000年代后期的能源类收购项目，过去十年间43%的跨境并购都是与能源有关系。但是其中的84%的交易(占交易总额的89%)，平均亏损为初期投资的10%。本世纪初的时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很多企业都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战略到海外去收购能源、矿产，但实际上这种一窝蜂投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最后有几点看法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从长远来看，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有利于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有助于世界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红利，有助于增加全球资本供给。

　　第二，对外投资增速过快，会对增长产生影响。短期看不但会影响国家的金融安全，遭遇当地的投资保护主义，影响中国对外开放形象，长期看还可能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重蹈他国金融战败的覆辙。我们还是一个新兴国家，这方面还是缺乏经验。

　　第三，提几点建议：

　　一是避免运动式的对外投资。从很多新兴市场经验和教训来看，往往都是金融开放以后，由于企业或者银行、政府可获资源突然多了，会盲目乐观地进行资金运用，但是忙中就容易出错。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专业知识跟不上，特别是风险控制能力跟不上投资布局步伐，就容易埋下风险隐患。当市场好的时候，这些问题可能不会充分暴露，当市场差了，这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中国前十年对于海外自然资源的收购，当时大家都是冲着海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期去的，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开始一轮长期的熊市，造成了投资的损失。可见，这时候情况一旦变化，原来投资不谨慎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要避免运动式对外投资，特别是很多热点，就是说如果大家一窝蜂上去，热点就会变成过剩，本来是新的利润增长点，就会变成财务亏损点。

　　二是要关心对境外并购项目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很多并购，更多是关注战略并购项目，要跟我们国内企业的全球布局和发展结合起来，要被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变成我们的利润增长点，而不是负担。

　　三是要注意汲取他国的经验和教训。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案例，或者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一起做投资，这可以帮助我们少交学费。尤其我们要研究别的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特别是要研究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大举扩张，最终遭遇金融战败的教训，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已经犯过的错。

　　四是要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为什么我们对外投资发展这么快?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2015年三季度之后。这个很难明说，但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出现恐慌性的资本流出。但我个人认为，汇率不是对外直接投资考虑最主要的因素，因为长期投资更主要是基于一些长期基本面的情况来做投资决策，而不能够仅仅是为了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对于汇率风险，我们认为，不要用赌徒的心理赌升值或者贬值，对于汇率风险可取的做法应该是采取合适的工具、适当的成本，控制你在当地投资出现货币错配的风险。

　　我相信，如果大家是理性的投资，有序地走出去，前面我们实际上也能看到，当资本流出时，如果是有序地流出，我们目前的贸易顺差，还有我们的外汇储备是能够支持这样走出去的。但如果变成以挤兑方式走出去，最后就变成政府和市场“双输“。所以，我个人认为，大家在对外投资、跨境并购过程中，要有更多的理性，要少考虑一些短期的市场波动。对于短期的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你要去管理它。对于跨境并购，更多是要基于长期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