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解答北京房价何时能下降:除非国务院搬走

    誉翔安代理行合伙人赵敬川在2003年进入房地产业，成为了建外SOHO的一位楼盘销售员。此前，他是一位夜店歌手，每个月还为1600块的房贷发愁，但做楼盘销售的第一年，他就挣了30万——在2003年，他父母攒了一辈子也才攒了30万积蓄。

    他接的第一单来自山西煤老板家族——一位农村妇女打扮、一嘴很浓醋味的大姐。这位大姐决定买三千多万的房子，签约那天赵敬川在售楼处等她，快到两点半了，她还没到，赵敬川于是给那位大姐打了个电话，大姐说，“我坐938公交车，马上到站了。”

    赵敬川不信买几千万房子的富豪是坐着北京公交车来的。他站在建外SOHOA座27层窗口看着公交车站，果然过了几分钟，938公交车到站，一个熟悉的身影下了公交车。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赵敬川。

    活跃的投机客们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让市场惶恐不安。在北京，房价迅速地攀升尚未引起本地人的警觉，但精明的温州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后不久，第一个温州炒房团抵达北京，这个团共134人，创下了过亿元成交额。

    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无法支撑如此巨大的购房需求。自2004年住房销售面积攀上2200万平方米大关后，8年来一直未有进一步突破。

    同时，2012年的住房销售额却已是2004年的三倍多。尽管走上了“摊大饼”的不归路，从四环、五环一路扩展到了六环，但新房和二手房叠加，每年的供应量也只有二十多万套。万科副总裁、北京万科总经理毛大庆称：“这还不到一年新增人口的几分之一，更不要说四环内的中心城区供应量了。”

    据任志强称，在2005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市一度将通州确定为“中心城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将北京市区内的政府机关搬迁到通州去，以此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主导了这个规划。随着王岐山上调中央，此后的规划中对通州新城的定位，逐渐淡化了“北京新政务中心”的说法，政府机关搬迁通州的工作随即搁浅。

    运动式调控

    “从1998年到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适用房总共才建有3.5亿平方米，其中有2亿平方米是在1999年竣工的，可见其后的保障房建设有多滞后。”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把保障房停滞的2001年视为北京房价的转折点。他称1998年房改时，国务院曾经提出了要建立以保障房和商品房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然而在其后的十年里，地方政府主动忽视了保障房建设。

    “从1998年到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适用房总共才建有3.5亿平方米，其中有2亿平方米是在1999年竣工的，可见其后的保障房建设有多滞后。在商品房大蛋糕的利益诱惑面前，政府完全忘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孟晓苏感叹说。他是总理李克强的研究生同学。

    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第一代独生子女潮——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行一胎化政策，即将或者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的“80后”们正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的父亲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生高峰的那一代人。